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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大胆室内人体艺术图片牛敬飞 | 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

原标题:【边疆时空】牛敬飞 | 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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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敬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魏南北朝史、历史地理。主要研究成果有《论中古五岳祭祀时间之演变》、《论汉魏南北朝洮西地区之开拓》等。

摘要:《禹贡》不仅是记录上古地理知识的历史文本,更是一种古人借以认知周围世界的思维方式。自汉武帝拓边西北、西南,汉朝开始据《禹贡》雍州、梁州境内三危、弱水、黑水等地名命名中国西北、西南诸山川,其间古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益于《禹贡》经学知识蕴含的合法性,三危等新立山川未被视作新开辟领土,而是被视作自三代以来就从属于华夏政权的上古山川。与此同时,汉人对“雍州”、“梁州”的地理认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他们越来越相信凉州河西之地自上古以来就是《禹贡》“雍州”之域。同时面对经秦汉开拓后的益州,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改梁曰益”而已。更有甚者,汉人为塑造益州本属华夏文化圈的意象而强分之以原来对应战国时期魏国分野的星宿。

关键词:《禹贡》 三危 渠搜 雍州 益州

随着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学术的转型,《禹贡》这篇出自《尚书》的经学文献更多地被现代学者视作是一篇带有官方色彩的最早全面记录中国古代地理的历史文献。《禹贡》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大禹治水后之天下格局,包括九州简况、天下山川走势及五服制度。关于《禹贡》成书年代,既有西周说,又有春秋、战国说,还有成书秦统一之后说(持此说者较少)。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根据战国时期诸国疆域,认为《禹贡》成书偏晚,是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作品。辛树帜先生则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此二说影响颇大,之后顾颉刚弟子刘起釪先生综合诸说对师说有较大修正,他同意王国维、辛树帜等人意见,认为《禹贡》祖本定于西周,只不过后来增入了战国史实。近年来,新出考古资料及先秦文献越来越不利于顾氏之说,如西周中期豳公盨述及大禹治水事,战国中前期楚简《容成氏》录有“九州”,这些可从侧面反映《禹贡》成书可能较早。鉴于此,笔者更倾向王成组先生之说,认为《禹贡》虽不一定如辛树帜所言始自周初,但亦不能晚至顾氏所说的公元前3世纪。《禹贡》与《尚书》虞夏书、商书等篇目类似,它们记录的上古至周代君王事迹被周人视作历史及思想资源,一直因口授或书写而传播,后因经孔子编订被视作儒家经典。西汉独尊儒术,《尚书》等儒家经典成为官方政治哲学,《禹贡》记录的地理知识也被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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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宋代开始,以程大昌为代表,古代学者们逐渐把《禹贡》视作单纯的地理文献,对《禹贡》的经学注疏实际转变为对上古地理的历史考辩。这一学术旨趣发展到高峰,便诞生了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该书汇集、辨析诸说,厥功甚伟。与之类似,现代学者顾颉刚、刘起釪所著《尚书校释译论》,其《禹贡》部分亦是汇集古今异说并提出己见。顾、刘二人与胡渭等传统学者一样,把《禹贡》所记视为客观的地理知识,他们皆致力于从诸多或然之说中理出一个确然结论。然而,这种把《禹贡》仅视作记录上古地理知识之文本的做法,似乎忽视了《禹贡》的其他作用,即《禹贡》不仅是对上古地理知识的简单记录,它的经文与相关注疏构成的思想体系还左右着古人认知周边世界的方式进而形塑着他们的天下观。受传播技术所限,先秦典籍的传承往往面临着文本的断裂乃至消亡。因此有理由相信,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对《尚书》的那次编订,对维系《禹贡》这套地理知识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即便如此,《禹贡》收录的古老山川或因年代久远(本在三代之域)或因采自传说(本无定址),到了战国中后期不少已失其方位所在,如屈原曾发出过“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的感慨。可是到了西汉,“三危”、“黑水”等地名又重新出现在了汉朝的西部边疆上。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崛起,学界对传统“天下观”及“中国”等概念关注颇多。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论,就历史而言,“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就文化而言“中国”又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那么,古代作为政治军事产物的“中国”与作为思想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如何联系、互动,这很值得我们关注。

鉴于此,笔者拟以《禹贡》雍、梁二州相关地名为线索,从思想史角度来考察这些地名在汉代西部边疆上的落实及其对汉人地理观念的影响。

一、《禹贡》之学与汉代西北边疆的山川命名

秦统一后,所立诸郡中太原、九江、恒山、衡山等郡名应主要受《禹贡》影响。自汉武帝向四方开疆拓土,汉朝即开始利用《尚书》等经典所录地名命名边疆。如汉武所立朔方、交趾二郡即出自《尚书·尧典》、《礼记·王制》等篇;朔方郡辖有渠搜县,其名亦见于《禹贡》、《孔子三朝记》(详见后文论述)。对于汉帝国来说,既能隔绝羌胡又能连控西域的河西之地极具战略意义。河西四郡之名虽与经典文献无关,但此地山川命名多采自《禹贡》。

《禹贡》记雍州有: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禹贡》导山、导水部分涉及“雍州”的有: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汉书·地理志》录《禹贡》全文以为上古政区地理之开端,足见浸淫于经学的汉人视《禹贡》九州、山川之制为理想制度。汉代河西地区受《禹贡》影响的山川地名有弱水、三危等。关于“弱水”,《地理志》记金城郡临羌县:“有弱水、昆仑山祠。”《地理志》张掖郡删丹县条言:“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桑钦为西汉古文经学家,他不仅将“弱水”定在河西张掖、酒泉诸郡,亦将“合黎”定在酒泉。桑钦作《水经》,对后世地理学影响颇大。如许慎《说文解字》言:“溺(弱)水,自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从水、弱声,桑钦所说。”关于“合黎”,经学内部有山名、水名之分歧。如伪孔传以为“合黎”是水名,郑玄则以之为山名。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水经》所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乃汉代古文家传承之学,该篇记:“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由此可推断,桑钦等古文家认为“合黎”(即合离)为山名,郑玄于此处采用古文家之义。

这里便涉及《汉书·地理志》与古文经学之关系。就《尚书》而言,其古文之学肇自西汉孔安国。孔氏古学因武帝末年巫蛊之祸未立于官学,其后一直有师传,桑钦即孔氏五传弟子。西汉后期,古学渐兴,哀帝时刘歆提倡将古文经学立于官学,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因崇古学而终成其事。《汉书·地理志》记各地《禹贡》山川有言及“古文”者,如右扶风郡有:“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如此凡十一条。钱大昕认为此皆古文《尚书》家说。王先谦指出:“凡志称《禹贡》者,今古文说同也,专言古文者,今文所无也,其例盖如此。”王说颇有见地。班固虽通古文经学,但《地理志》采古文义不应被简单视作是彰显班氏之学,它更是对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崛起并立于官学之反映。与此类似,传习古文《尚书》并擅长地理的桑钦,其对《禹贡》的阐释(乃至其所作《水经》)亦可视为是西汉末年官学之发展。总之,可以认为《地理志》“古文”所述地名即西汉末年官方认可之地名。除《禹贡》弱水、合黎外,西汉古文经学家还确定了“流沙”的地理方位,《地理志》张掖郡居延都尉条言:“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除此之外,河西地区另一个内陆湖休屠泽也被西汉古文家视作《禹贡》所记上古地名,《地理志》武威郡武威县条言:“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壄泽。”

综上可知,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兴盛,古学家致力于发明新义,他们将《禹贡》地名安置在河西新拓领土之上,并逐渐为官方认可。这样便制造出河西山川自古即属华夏政权的地理印象,为朝廷开疆拓土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正因为西汉后期的古文经学家能因时因地制作经义,故朝廷在河西地名上才可能采纳其意见。以“三危”地名为例,其时著名纬书《河图括地象》言:

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上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据《汉书·地理志》,鸟鼠山在渭河上游的陇西郡首阳县大胆室内人体艺术图片,如此则《河图》所说“三危山”当在今川甘交界的西秦岭山脉大胆室内人体艺术图片,后来郑玄、张揖等人即采此说。此说影响虽大大胆室内人体艺术图片,但提及“三危”具体地理所在,古人还是多认同河西敦煌之“三危”。如杜预注《左传》“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条:“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郭璞注《山海经》“三危之山”:“今在敦煌郡,《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也。”隋唐以降官方地志皆认可敦煌(沙州)之三危山。其实敦煌三危说仍可上溯到西汉的古文经学,如《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记:“三危山在燉煌县南。”新莽初年,嗜好复古的王莽处死佞臣甄寻后使驿车载其尸传至“三危”,以模仿《尧典》所言“窜三苗于三危”,此时的三危应在敦煌。

下面再分析一则可能受到纬书影响的西北边疆地名——昆仑。昆仑为先秦时期传说中的名山,“河出昆仑”是先秦、秦汉之一般常识。“昆仑”除见于《禹贡》(伪孔传以昆仑为国名),还见于《山海经》等文献。虽然“昆仑”原本指涉之山已扑朔迷离,但我们依然能够依据文献清理出它从先秦到汉代的知识变迁。《山海经》西山经、海内西经诸卷多提及“昆仑”,毕沅言:“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从该书众多“昆仑”中,可以大体分出 “昆仑”偏西北和偏西南两种方位。如《海内西经》有:“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海内东经》记流沙之西月氏、大夏诸国时言道:“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此是昆仑在西北。《大荒西经》言:“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是昆仑偏西南。这里笔者虽引用《山海经》,但并不认为它各篇必成书于战国,只因其提及“昆仑”较多,可视作是汇集了战国秦汉间诸“昆仑”异说。战国五行家邹衍发明大九州说,其言中国为赤县神州,乃大九州之一部分,此说为秦汉方士继承并浸入汉代谶纬之学。如《河图括地象》系列纬书言:“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又言:“昆仑之墟,下洞含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神州,曰晨土。” 又有:“昆仑在西北,其高一万一千里,上有琼玉之树。”又有:“其(昆仑)泉东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此知《河图》认为昆仑在“神州”、“中国”西北。谶纬之书或被用来诠释儒家经典,或是儒家经典之衍义,故可视作广义之经学,《河图括地象》便有不少释《禹贡》之处,它们可视作是与诸家经学注疏并列的另一种对《禹贡》文本的“陈述”(énoncé,statement)。当然,谶纬神学又多被朝廷认可,故可推断:西汉学者多认为昆仑在中国西北,这一认知会影响到官方的地名设置。如上文提及西汉金城郡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有昆仑山祠,此外西汉敦煌郡还设有“昆仑障”。临羌县北向祁连山,周边有日月山、拉脊山等山脉,昆仑障南邻祁连山脉,此二地之“昆仑”应是汉人在新拓河西、河湟两地落实《禹贡》“昆仑”之结果,其中祁连山更多地被视作“昆仑山”。张骞通西域后,武帝继续向西北开拓,与西域互通使节,此时作为河源的“昆仑”被定在更西的于阗南山即今昆仑山脉。《史记》记录了此次定名细节:“天子(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这里的古图书即《河图括地象》之类。

与弱水、昆仑等命名历程类似,西汉还因征服河湟羌人确定了积石、析支(赐支)、西倾等地名。《禹贡》导水篇有“导河积石”,积石山被汉人定在金城郡河关西南羌中之地,一般指今阿尼玛卿山。至此,“昆仑”、“积石”两座与黄河有关的名山都有了定址。有趣的是,汉人还综合解释了两山与黄河的关系:“于阗在南山下(即昆仑山),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一地理认知的背后杂糅着《河图》“河出昆仑”与《禹贡》“导河积石”两条线索。此外,汉人还将“析支”(赐支)定在河关之西千余里的羌中河曲处。西倾山也被定在陇西郡临洮县(今岷县)西的羌地。

综上所述,自武帝拓边西北开始,汉朝就开始依据《尚书》等儒家经典对新征服地区命名,其后特别是到了西汉末年,再据古文经学之义系统地将一批《禹贡》山川地名安置到了西北诸地。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 “王朝地理学”的特点。

二、汉代西部边疆地名对《禹贡》知识系统的偏离

地理命名主要是为治理或控制地方服务,地名之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无论古代地名受《禹贡》等经典影响多大,经学知识也只是实现帝国政治目标的资源与手段而已。正因地名学与经学之间存在此种张力,汉朝在边疆地理命名上才不会对《禹贡》亦步亦趋。

以“渠叟”为例,按《禹贡》之义,“渠搜”作为地名,应该与昆仑、析支类似,同属“西戎”,同在西方,但西汉却将“渠搜”定在帝国北部的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其地几乎在长安正北。此种做法与《禹贡》有所抵牾,但并非没有经典依据。汉武帝有两则制诏言及“渠搜”,一为元光元年(前134年)诏:“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一是元光五年制称引上古之治有:“北发渠搜,南抚交阯。”仅由元光元年诏书,难以判断“北发”二字之义,但在五年制书中“北发”显然与“南抚”相对,此正如魏晋人臣瓒所言:

《孔子三朝记》云“北发渠搜,南抚交阯”,此举北以南为对也。

《孔子三朝记》主要记录孔子与鲁哀公问对,是先秦儒家作品,流行于汉代,一般认为它有七篇,后被收入《大戴礼记》,其中包含频现“北发渠搜”的《少间》篇。上引元光元年诏即与《少间》篇内容相近。《少间》篇主旨是孔子借虞夏商周四代更替言君臣之分,其述四代盛世皆有“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之语。但此句之前只有虞舜部分提及“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故清人钱大昕说:“《大戴礼·少间篇》‘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之文凡四见,而‘南抚交趾’仅一见,其文又不相属,则非以南北对举明矣。”借钱氏之说再考察汉人对“渠搜”的其他理解。贾谊述帝尧之教化:“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此知汉初人认为渠搜当在西方。刘向论及舜禹之功:“南抚交趾、大发(按,或为“北发”之讹),西析支、渠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此是西汉后期学者认为渠搜在西方。扬雄《解嘲》有“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此句之左右前后对应东西南北,亦是汉人以渠搜在西方之明证。将此三条与武帝元光五年制书对比可知,汉人在《孔子三朝记》(《大戴礼记·少间》)“北发渠搜”上存在歧义,有以“北发”与“渠搜”并列为族名者,有以“北发”为“于北方征发”者,汉武制书即采后说,亦因此以为渠搜在北方,这便是汉朝将“渠搜”定在朔方郡的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匈奴长期为西汉北方边患,汉武帝北讨匈奴拓边河套,元朔二年(前127年)立朔方郡,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北巡至朔方,临黄河陈兵威慑匈奴。可以说,汉武帝将“渠搜”置于“朔方”更是出于对劲敌匈奴的政治投射,这可能才是武帝舍《禹贡》“渠搜”在西之义的根本原因。

与“渠搜”定名不尽符合《禹贡》本义类似,西汉还认为“黑水”流经西南新拓之地益州郡(今云南中部)。元封二年(前109年),滇国被迫降汉,汉武帝在其地立益州郡。据《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治西北的滇池泽有“黑水祠”。《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一般认为是华山之阳;又,“黑水西河惟雍州”,一般认为“西河”即黄河山西、陕西两省分界段,如此则“黑水”即梁、雍二州西界。《禹贡》又言“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西汉在西南新拓益州郡祠祭黑水,此地虽近“南海”(交州有南海郡),但与“黑水”所至的敦煌“三危”悬绝数千里,亦难以切合“黑水西河惟雍州”之说。因此可以判断,西汉用《禹贡》“黑水”命名新拓西南边疆时,并未太在意《禹贡》地理知识的合理性与系统性。

西汉在西部边疆“恢复”《禹贡》地名时的不拘细节,给后人留下了修正空间。以三危与黑水为例,郑玄言:“《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他进一步指出:“按,三危在鸟鼠之西而南当岷山,又在积石之西,南当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胁。”郑玄或出于尊重《禹贡》“导黑水”之义,才不顾汉制而认为三危山应在今川甘青交界之地,如此黑水便可以“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黑水”也可以成为雍、梁二州的西界。当然,川甘青三省交界区域根本没有自北而南流入“南海”的河流,郑玄不过将“三危”南移以连“黑水祠”而迁就经义耳。

与郑玄的苦心孤诣类似,班固在作《地理志》时就在中国西北提到了一条真假参半、类似《禹贡》“黑水”的河流,即“桓水”。“桓水”之名出自《禹贡》“梁州”之“西倾因桓是来”。《地理志》于“蜀郡”下言:“《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下面浅析《地理志》之“桓水”。首先,据笔者统计,《地理志》言河流入海多用“至某地入海”或简言自某方向“入海”。言河流入“东南西北”某海者仅有两例,除“桓水”条外,另一条是益州郡劳水:“劳水出徼外,东至麋泠入南海。”此条明言入海地点、方向,劳水入“南海”不为虚言。相比之下,《地理志》言“桓水”入南海,过于简略,颇为可疑。其次,桓水所行“羌中”可与“三危”暗合。《尧典》有“窜三苗于三危”,《禹贡》雍州条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古人据此认为三危乃三苗之类夷族迁居之地。汉人多将河湟羌族视作三苗之后,如《后汉书》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此处“三危”地理位置与郑玄所言“三危”颇合,更为重要的是,此条表明在汉晋人眼中“三危”已是“羌地”、“羌中”的代名词。最后,按常理而论《地理志》所记应皆反映客观地理信息,蜀郡为秦旧郡,汉人应熟悉该地山川形胜,他们据《禹贡》命名“桓水”本无可厚非,但却认为此水能入玄远之“南海”,则非常理。更有甚者,若“桓水”真为流入南海之大河,可它自《地理志》后罕见于正史,故杨守敬说:“此水今亦不能实指。”综上,可推测《地理志》所记“桓水”其实就是汉人附会《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产物,或如清人徐养源所言:

《禹贡》言黑水入南海,班氏言《禹贡》桓水入南海。雍梁之间,未必有二水俱入南海。盖黑水既湮,先师知桓水所行即黑水故道,班氏采获旧闻,故不志黑水所岀,而特志桓水所入以见之。

与“黑水”问题类似,《禹贡》导河自“积石”始,汉人将积石山定在今青藏高原中部的阿尼玛卿山,之后隋代还曾于此地设河源郡。但可能也是自汉朝开始,有人认为“积石山”乃大禹导河起点,自积石以东为华夏文化区域,将“积石”定在羌中,与华夏政权相隔过远,故相对于偏西的积石而发明了“小积石”之说。据《括地志》,小积石山在河州枹罕县(今甘肃临夏市)西,《元和郡县志》承之,以枹罕县西北的“唐述山”为小积石山,以汉代羌中积石山为“大积石”。郑玄即认同“小积石”说,如上文提及他认为三危山“南当岷山,又在积石之西”,这里的“积石”即小积石。唐人张守节引《括地志》等注“雍州”之“积石”:“禹发源河水小积石山,浮河东北下,历灵、胜北而南行,至于龙门,皆雍州地也。”此即考虑到“雍州”之域不能过大而认为《禹贡》之“积石”应为偏东的小积石山。杜佑作《通典》亦认可小积石山。

虽然汉朝在命名边疆山川时不尽合《禹贡》经义,但总的来说,它将《禹贡》“雍州”“梁州”相关地名定在西部特别是西北新拓边疆之上,这些行为让经学与政治产生了交互影响。对于《禹贡》来说,汉朝将其地名坐实,该篇不少失传的地名得以确认,其蕴含的地理知识得到了充实。但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禹贡》已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文献,它记录的上古地理知识及勾勒的天下观既具有知识性(可探讨的、可改变的),又具有意识形态般的真理性(自古皆然的、不可置疑的)。对于汉帝国来说,以《禹贡》地名命名新拓边疆,三危、弱水这些新山川便分享了经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即当人们谈论起它们时,它们不会被视作新开辟领土,而是被视作自三代以来就属于华夏政权的上古山川。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写道:“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 相比前辈屈原对三危等传说山川的茫然,司马相如心中或许已有一幅由弱水、流沙、三危等构成的西北地图。

三、汉代雍州、梁州地望的扩大

古人的地理知识固然可以超越其所处之政治实体的边疆,但就《禹贡》这篇旨在记录先秦某个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部族朝贡关系的政书来说,其所述“九州”界限大概就是当时华夏文化圈的边界。当然,传统学术也一直将《禹贡》九州山川视作辨别华夷之界限。在汉朝,随着三危、黑水这些《禹贡》山川地名的确定,人们对“雍州”、“梁州”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一) 两汉雍州地望之扩大

首先来看“雍州”。春秋时期秦国旧都雍城在今陕西宝鸡凤翔县,雍州之名或与此有关。就字义而言,先秦秦汉时,“雍”(雝)字主要有二种用法。一种是“雍和”之义。如《尧典》有:“黎民于变时雍”,《礼记》有:“肃雍和鸣”,“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此即段玉裁所言:“经典多用为雝和。”另一种是壅塞之义,同“壅”,此种用法最广。《荀子》引《诗》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淮南子》有:“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溪谷。”《周礼》“雍氏”之职是:“掌沟渎浍池之禁。凡害于国稼者,春令为阱。擭沟渎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此处“雍氏”并非简单地堵塞水道,而多为因势利导,故《说文》言“雝,渠也”,此可视为“雍”(雝)的引申义。如《白虎通》释“辟雍”:“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此外,《汉书》有多处以“雍”为壅、塞之例,如汉元帝诏书有“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言匈奴与汉朝:“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战国人多言秦为“四塞之国”,高诱云:“四面有山关之固,故曰四塞之国也。”东汉《释名》曰:“雍州,在四山之内。雍,翳也。”此知雍州之“雍”乃取壅、塞之义。

《吕氏春秋》言“九州”有“西方为雍州,秦也。”秦始皇曾“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汧水在今宝鸡,出自西北陇山,故知战国时秦、雍多指关中之地,东以黄河为限,西以陇山为界。《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学者对“岳山”方位多有歧义,但其西不逾陇山,此为共识;《地理志》又指弦蒲在右扶风汧县,再联系泾渭诸水,可知“雍州即关中”这一认识在战国秦汉时确实广为流传。东汉杜笃《论都赋》言:“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业……既有蓄积,阸塞四临: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谷口在今西安北一百余里的嵯峨山,嵚岩指豫西之崤山,此知杜笃所言雍州仍是关中渭河流域。《三辅决录》亦言:“三辅者,本雍州之地。”《禹贡》记“雍州”之田为“上上”等,中国西北也只有“关中”能当之。

有趣的是,自秦汉开始,随着帝国政治发展及西北疆域之扩大,人们心中的“雍州”逐渐不再局限于“关中”。西汉流行的纬书《春秋元命苞》言:“东井、鬼星,散为雍州,分为秦国。东距殽阪,西有汉中,南含高(嵩)山,北阻居庸。”这里仅就东西而言,汉中隔秦岭在关中西南,或因秦汉之际刘邦曾在此被封汉王,汉中政治地位较高,故汉人以其属广义的秦、雍区域。与此相对,汉人还将包括河套在内的关中以北广大区域视为古雍州的一部分,如扬雄曾言“雍别朔方”,胡广记汉朝制度是“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此外,陇西乃秦人早期活动地域,其地有秦国得名之“秦谷”,自可被视为故秦之地。

然而无论如何,在汉武帝征服匈奴、拓边西北之前,人们是无法(事实上也未能)将陌生的河西地区视作“雍州”之域的,彼时的“雍州”西不过金城黄河。汉武帝征服河西,汉朝以《禹贡》雍州相关地名命名当地山川,这为“雍州”的扩大提供了契机。众所周知,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划陇西及河西诸郡为一区设凉州刺史。《释名》言“凉州,西方所在寒凉也”,以此与在“四山之内”的雍州相对。雍、凉并称,这本符合常识及西汉现实政治。但班固修《汉书》时却说汉朝设置凉州是“改雍曰凉”,即凉州本是古之雍州,陇西及河西数郡皆在古雍州范围内。从历史角度看,此种撇开关中谈“雍州”的做法可以说是舍本逐末。但此类认识并非孤见。随着西汉朝廷参用《禹贡》“雍州”的“三危”、“弱水”、“昆仑”等命名西北山川,人们越来越相信河西之地自古便属“雍州”。如前述王莽就曾使驿车载甄寻之尸传至敦煌之三危。王莽还循经复古复用“雍州”之名,改凉州为雍州,扬雄《雍州箴》即为此而作,其述雍州之域有“黑水西河,横截昆仑。邪指阊阖,画为雍垠。”这里的“昆仑”应指河西之祁连山,“阊阖”即帝都所在之关中,“邪指”即河西走廊自西北向东南指向关中,此是扬雄认为河西属于雍州。这里需要指出,扬雄所言“雍州”与当时行政区划不尽切合,因为无论西汉还是新莽时期,关中一直属司隶校尉。史载新莽地皇四年(23年),成纪隗嚣起兵,“攻杀雍州牧陈庆”,其后攻下陇右、河西数郡,时人称其“割有雍州”。这里的“雍州”仅对应汉代由河西、陇右构成的“凉州”。或许汉武帝初设“凉州”之义本与“雍州”无关,但儒生出于附会而视汉家新拓河西诸地属古“雍州”,故王莽改制时也自认为是“恢复”了囊括“三危”、“昆仑”、“积石”诸山川的古“雍州”,班固沿用师说便言汉武是改雍为凉。东汉后期,傅燮驳斥弃凉州之论时言道:“今凉州天下之冲要,国家之蕃卫也。尧、舜时《禹贡》载之。”显然傅燮是视凉州为古之雍州的。此种认识波及后世,《魏略》记“赀虏”:

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

赀虏活动在金城及河西诸郡北部,故能为寇凉州,曹魏鱼豢却用形容雍州的“黑水、西河”来指涉其活动区域,此知其亦视凉州为古雍州。至此可以判断,自西汉以《禹贡》地名命名河西山川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及儒学的传承,越来越多的士人相信凉州自古以来便是《禹贡》“雍州”之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汉人看来,“雍州”不仅涵盖了河西,它几乎囊括了秦汉在西北、西南扩张所得的所有领土。如应劭言:“《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此是将河湟地区归入雍州。战国天文家以二十八宿配天下诸国,谓之“分野”,其法大约以二、三星宿配一国。西汉时流传:“东井、舆鬼秦”,“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地理志》由此衍生出: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其言秦雍分野西至天水、陇西尚可,可又将河西诸郡收入;向南不惟奄有秦国所开之巴蜀,更将汉武所辟之益州诸郡纳入。这让原本只是对应战国时期关中秦地的井、鬼二宿之分野变得极为广大、臃肿。

(二)两汉梁州地望之扩大

与“雍州”不同,除《禹贡》外,先秦、秦汉人很少言及“梁州”地望。学者一般认为《禹贡》“梁州”对应巴蜀之地,秦国于公元前316年灭蜀才据有“梁州”,这是古史辨派判断《禹贡》成书较晚的主要证据之一。但正如王成组先生所说,周人与关中之南、汉江上游秦巴山区的部族早有联系,春秋时期巴、庸诸国与秦楚交流频繁。笔者进一步判断,秦灭蜀之前,东周诸国对巴国的了解要远远多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国,《禹贡》“梁州”区域主要指今川陕鄂交界之秦巴山区,不包括偏南的蜀地。事实上,《禹贡》对“梁州”偏北方位也有暗示。其一,“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东界以华山为标志,与关中平原隔山相望,此知雍梁二州之紧凑。其二,《禹贡》记“梁州”“荆州”简况皆有“沱潜既导”、导水文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汉书·地理志》分言荆州、益州之“沱”,郑玄言“水出江为沱,汉为涔(潜)”,即沱、潜分别是江、汉别出小水之通名,后世多承此说。笔者认为除“沱潜”外,汉儒解《禹贡》地名未有言“通名”者,郑说值得反思,荆梁二州“沱”“潜”各同指一水亦有可能,正如雍梁二州同以一“黑水”为界类似。又据导水文,江水(即岷江)出自梁州岷山,该句言“导江”后径至东方之“沱”进而流经今两湖、江西,此既反映了《禹贡》作者不明岷江所过蜀国地势,更能辅证荆、梁二州东西之联系。当然,考古学上的发现亦可辅证以上推测。如自上世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问世,学界日益认同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乃是与商周并行发展的另一种文化区域。与此相对,秦巴山区内汉江上游城固、洋县发现的青铜器群(又称城洋青铜器),被认为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较三星堆与中原商文化的联系更多。或许,秦国灭蜀国后,巴蜀之地才被笼统视为“梁州”(即扬雄所言“蜀都之地,古曰梁州”),这可视作是梁州地望的第一次扩大。

相对于上述缺少文献支撑的推论而言,“梁州”在西汉时期的扩张则有据可寻。这要从汉武帝元封二年立益州郡事说起。据《汉书》,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地理志》载:“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论者多结合此两条认为自元封五年西汉才设各州刺史。但如此一来,“益州郡”竟先于“益州”刺史设立,这不合常理。《汉旧仪》记汉初丞相府:“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此知西汉初年已有以州为单位的监察区,陈长琦先生据此认为武帝的十三部刺史不过是对此前九大部州刺史制度的改革、加强而已,辛德勇先生结合《通典》、《汉书·武帝纪》等史料进一步推论:“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结合前贤研究,笔者认为就“益州”而言,元封二年设“益州郡”之前应已有“益州”相关刺史,不必待武帝增至十三部刺史后才有“益州”之称。

关于益州之名,传世文献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它是取“益”字增加、有余之义。《说文》言:“益,饶也。”段注:“食部曰:饶,饱也。凡有余曰饶。”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汉武帝元朔(元封)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启犍为、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第二种解释出自纬书《春秋元命苞》:“益之为言,隘也,谓物类并决,其气急切决列矣。”此说影响到《释名》,其言:“益州:益,厄也,所在之地险厄也。”但元封二年武帝将西南新辟领土命名为“益州”;新莽改益州郡为“就新”,这些暗示益州之“益”仅是指疆域得到拓展,《元命苞》所言当是后来衍生之歧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在西南新开犍为郡,其后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平西南诸族,设牂柯、越巂、益州等郡。上文提及《地理志》所言“改梁曰益”应是在此期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汉初年已有监督西南巴、蜀等郡之刺史,其监察区域之名或为“梁州”;汉武帝在巴蜀以南扩张陆续设立新郡,既为彰显武功又觉新辟领土已非“梁州”所限,故而改“梁州”为“益州”,至元封二年得滇国土地,更以“益州”为郡名。

虽然武帝改梁为益表明传统的“梁州”观念已不适合概括西南广大领土,此后汉代也未再用“梁州”作为行政区划之名,但“改梁曰益”却产生了益州本是古梁州的效果,人们反而更加相信汉武拓地后的益州就是古之梁州。如新莽初年,益州南部句町蛮叛,王莽连年伐之,劳民伤财,时人称“空破梁州,功终不遂。”新莽末年,公孙述据益州在成都称帝,时人称其“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

相对于照搬“雍州”地名命名西北新拓领土来说,汉人依托《禹贡》对西南益州的诠释则较少,史籍中较为明显的也只有益州郡“黑水祠”与“改梁曰益”两条。这里再补充一则汉人杂糅《禹贡》、《星经》以将“益州”纳入传统天下观的案例。上文已提及战国秦汉时代人们习惯以二十八宿对应天下州国。对于西南广大地区,《汉书·地理志》倾向将西南巴、蜀、牂柯、益州等郡纳入井、鬼二星即传统的“雍州”分野,但这只是汉代天文分野说的一种。《史记·天官书》言二十八宿分野有:“觜觿,参、益州。”此是以汉代益州对应觜、参二星,《汉书·天文志》沿袭此说。《春秋元命苞》亦言:“觜、参流为益州。”可《汉书·地理志》又言:“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此知《汉书》两志在觜、参对应分野上抵牾。关于此问题,唐人张守节据所谓《星经》“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条,注《天官书》益州分野:

《括地志》云:“汉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为益州广汉。广汉,今益州咎(雒)县是也。分今河内、上党、云中。”然按《星经》,益州,魏地,毕、觜、参之分,今河内、上党,云中是。未详也。

受《天官书》影响,汉代以降诸天文家皆以觜、参对应益州,但又多并称“魏”与“益州”。如张守节“未详”一样,清人亦发出疑问:“夫魏地何以为益州?既曰益州,复何以当冀州晋国之分野?此亦千古不可解之疑也。”现对此问题做简析。首先,唐人所据《星经》已非战国《星经》原貌,由文中“益州”可知其曾为汉人改动。其次,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接近战国二十八宿分野的描述来自《淮南子·天文训》,其言:“胃、昴、毕魏,觜嶲、参赵,东井、舆鬼秦。”在这一诸国分野体系内,西南巴蜀之地未被视作单独一国,故后来某些保守的天文家只得将其归入井、鬼秦之分野(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地理志》言:“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赵地,昴、毕之分壄。”此说将《天文训》赵、魏两国分野对调,或是赵、魏两国相邻易于混淆所致,亦可视为战国分野说之衍生品。最后,回到《汉书·地理志》所言觜、参为魏分野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觜、参为益州分野的矛盾上。笔者认为,益州与魏地相隔数千里却同属一个分野,这无任何天文学依据,亦非知识流传中的讹误所致,而是汉人有意为之,它看似矛盾却有其特殊逻辑。面对西南益州之广大领土,汉代部分天文家不满足于将它纳入传统井、鬼秦雍之分,而试图为益州配上独立分野。战国以来的诸国分野流传至西汉,觜、参二宿逐渐被用以对应魏国,魏国因迁都大梁,多被称为“梁国”;汉人既认为益州原为“梁州”,故因一“梁”字而移花接木,以觜、参二宿对应益州,于是他们增改《星经》曰:“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班固亦据《三统历》言:“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实沈”是就岁星十二次而言,天文方位对应觜、参二宿。汉人此举虽近乎肆意,但其改造后的觜、参益州分野却广为接受。据《晋书·天文志》,两汉以降诸天文著作皆认同觜、参为魏、益州分野之说,魏晋陈卓更据此详言益州诸郡之分野:

广汉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参一度,犍为入参三度,牂柯入参五度,巴郡入参八度,汉中入参九度,益州入参七度。

从《淮南子·天文训》历经《星经》及班固分野说到陈卓列益州诸郡入觜、参度数,原来在战国二十八宿分野之外的益州有了对应的星宿并融入了华夏星野。

综上所述,与汉武时期“改梁曰益”口号下《禹贡》“梁州”之境实际已得到扩张相对,汉人还煞费苦心地为益州(梁州)在传统天文分野上谋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改梁曰益”容易使人认为汉武扩张后的西南领土即《禹贡》所言上古“梁州”之范围,那么觜、参益州分野说这种汉人改造出的“新知识”则更像是对“改梁曰益”的补充说明,更有助于增添益州本属“中国”的历史合法性。

应劭在《汉官仪》中写道: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复徐梁之地,改雍曰梁(凉),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独不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袭,始开地方,遂交南方,为子孙基阯也。

在应劭看来,西汉十三州部中只有交阯、朔方二部才是上古三代王化未及之处。随着三危、黑水等《禹贡》地名出现在西北、西南边疆,如班固、应劭一样笃信《禹贡》“九州”的汉儒多倾向认为汉武所拓凉州、益州自古便是天下九州之一部,他们更乐于接受“改雍为凉”、“改梁为益”之说。

四、余论

从战国后期开始,古代中国在步入周秦之变的同时,其疆域也得到了空前扩张,这一历程至汉武帝时达到极致。面对四方新拓的广大领土,汉帝国除在政治上推广郡县、属国等制度外,还试图利用传统的地理知识去认识边疆、塑造自身的天下观。此时在被尊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中,各种关于华夏边缘的知识被充分调动、运用起来,如朝廷据《诗经》、《尚书》、《礼记》等文献北设朔方郡,南设交趾郡。具体到西部边疆地名上,《尚书》的地理专篇《禹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到弱水、黑水、积石、昆仑,小到三危、猪野、桓水,这些与《禹贡》“雍州”“梁州”相关地名成批出现在了西汉新拓凉州、益州区域。朝廷的政治需求固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动因,但我们还能发现西汉经学家特别是古文经学家也在积极尝试用《禹贡》地名去诠释新拓领土,这些尝试充分体现在《汉书·地理志》所收“古文以为”条目上。

对于以“九州”为内核的《禹贡》知识体系来说,汉朝在各地落实九州地名使它得到了补充与升华,自此《禹贡》在指导古人的地理认知与塑造古人的天下观上更具有动力。在汉代,起初被“古为今用”用来认知新拓边疆的“三危”诸地名,随着儒学发展及儒经地位的提高逐渐被当作《禹贡》本义所指。人们越来越相信边疆上那些以《禹贡》地名命名的新山川就是上古山川,而承载这些山川的新拓领土也被视为自古从属于华夏九州;对于汉武帝在西北、西南之武功,人们认为那不过是“改雍曰凉”、“改梁为益”而已。当然,这一效果可能是汉朝统治者在与经学家共谋时所始料未及的,可它却随着《禹贡》知识体系的不断被“陈述”而深入人心。

清人胡渭曾言其《禹贡锥指》体例是模仿杜佑《通典》之《州郡典》,原因是:“盖前此地理诸书,未有以《禹贡》九州分配郡国者,有之自《通典》始。”胡氏之说并不周严,以《禹贡》九州为纲、系以诸朝现实地理区划的做法古已有之。如西晋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即是:“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不久,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述“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亦应祖述九州。《晋书·地理志》记晋朝诸州皆从《禹贡》始,如其记道:“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 与《晋书》相映,《隋书·地理志》(出自《五代史志》)据《禹贡》九州分隋朝全盛时期郡县为九部,每部以九州为名概括总结本区域之地理信息。总而言之,自汉代独尊儒术,《禹贡》这一经学地理专篇被奉为圭臬,历朝地理学者逐渐养成了为学著书必祖述“九州”的习惯(此习惯可上溯至扬雄《州箴》,并非始自《通典》),于是《禹贡》这套关于上古地理的经学知识便与历朝的政治地理牵连在一起,不少原本旨在关注现实的地理著作自诞生起就染上了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学发达的根源所在)。从《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人利用《禹贡》构建出的凉州即古雍州、益州即古梁州的地理印象被承袭下来,后世学者仍会笼统地认为汉武所拓西北、西南诸地本是上古虞夏时代华夏政权之势力范围。基于此种虚构的历史认知,史家才会言凉州“周衰,其地为狄。”在经学内部,受汉代地理影响,学者结合《禹贡》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大多认为上古虞夏时代的版图极其广大。如唐孔颖达说:“《地理志》言,汉之土境,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直至清代,将《禹贡》之学发展到极致的胡渭仍误把西汉河西诸郡视作“禹迹”、古“雍州”,他以此对比周代西北疆域,指出:“雍之西境如西倾、积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区,皆没于戎翟。《禹贡》之旧疆,不可复问矣。”当然,并不是所有古人都迷信广大的“禹迹”,因为稍加比较便知秦皇汉武开拓之功,如唐人李德裕就说:“汉武翦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开辟所未有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禹贡》之所以成为沿革地理学之源头、总纲,不仅在于它为后世提供了一套关于上古的地名知识,还在于它塑造了一个以“九州”为框架、具有一定弹性的天下观。以宋代为例,地理学家们在记录现实边疆时不得不把众多汉唐旧地归入“化外”,但这并不妨碍士大夫们把本朝版图鼓吹为与汉唐等齐,至太祖太宗时“大禹之迹复混而为一。”长久以来,学者们已习惯了从正史地志中掘取客观的地理信息,而相对忽视了受《禹贡》等经典影响,萦绕在那些地理知识生产者头脑中的天下格局。以《华阳国志》为例,对于秦汉之前本为化外之地的蜀地、南中,该书较为客观地保存了它们各自的历史、传说,研究者亦多据此探讨西南历史地理;但《蜀志》、《南中志》开篇极力描述两地与华夏文化之联系,全书又以“华阳”为名,这暗示着晋人常璩依然如汉人一样,把经秦汉扩张后的西南广大地区视作《禹贡》之“梁州”。一言以蔽之,受《禹贡》、《职方氏》等经学篇章影响,传统正史地志往往是虚实结合的产物,虚即因经学而生的“四海”、“五服”、“九州”、“十二州”等天下观,实即历朝客观的地理信息(也是志书主要内容),学者在用其“实”时亦应对其“虚”处有足够认识。

【注】文章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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